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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乡醉梦人——书法家茹桂的艺术人生---【李彬】

2011-11-08 22:31:07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468

美乡醉梦人

——书法家茹桂的艺术人生

■ 李  彬

书法是中国造型艺术的灵魂及其美学精神的代表,是书法家通过点、画、线条的有序组合,形体间架,节奏韵律,气势变化等抽象化手段,挣脱实用性的束缚升华为艺术的智慧结晶。在这种文化的张扬飞腾中,书法家用极其单纯简约而又丰富多彩的黑白、点画所营造的“无形之象”,却又负载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信息的抽象形式,抒发着自己清新刚健、优美灵动的思想智识,审美追求;读者则在神思飞越中品赏着形式的“意味”,享受着透彻的精神洗礼。

从这个角度欣赏西安美术学院教授、书法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艺术理论家、教育家茹桂先生的书法是极有价值的。它不仅仅对读者有着思想的点染和精神的照亮,也不仅仅因为“茹桂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和文学及艺术理论教育,精于创作,擅长理论。他的行草书惊骄纵横,飘逸烂漫,在陕西当代书坛别具一格。他出版书论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是一位集诗、书、画于一身,又建立在坚实的文艺理论基础上的学者型、复合型书法艺术家。”(《20世纪陕西书法简史》)。而是因为苍凉的人生况味,赋予他以深邃的生命意识,故而对这个世界特别多情。多情的心灵是不会缄默的,便完整地寄寓给了载形咏美,钟爱半生的书法;其间的笔情墨趣,生发着无尽地感慨。

“临池惊逝水,泼墨化飞烟”。茹桂先生刻在一方铜质墨盒上的这句话,仿佛是他人生的观照和艺术的写真。“流美者,人也。”我们在欣赏着清芬正气的书法同时,其实,也在欣赏钦敬着一种古雅蕴藉的艺术人生。

1936年,茹桂出生于陕西长安终南山北麓凤凰岭下。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乡村,雄姿英发的秦岭在此变得舒缓而多情。山容青翠,栗树隐天,杂花铺锦,桃李成荫,群鸟相逐,蜂鸣成韵。子午河一弯溪水脉脉地从村边流过,得天独厚地滋润着山下这片漫坡形石滩沙地。地上终年锈结着苦绿,让人感到自然生命力的深厚旺盛。茹桂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终南山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尽收眼底,给他以后的艺术生涯铺上了浓重的底色。他在一首词中回忆道:“长安好,每忆故园情。翠岫如凤展双翅,山花无言笑晚风。对坐悟空灵。”

天妒其宠。三岁前母亲和父亲不幸先后离世。他甚至都没有母亲的印象。他只模糊地记得父亲是个教师,投笔从戎,慷慨赴国难,在给家里留下“自古忠孝难两全,倭寇不灭誓不回”的遗书之后,一去不归,是善良而宽厚的继母悉心养育了他。继母是当地有名的剪纸艺人。在关中农村,过年有着剪纸、贴窗花的习俗,窗花有着一代代艺人传承下来的“花样子”(专业术语称“白描稿”、“粉本”),巧手妇女就用它作底本,先白描,然后染颜色。颜色都是染布用的品红、蓝、黄、草绿等颜料。强烈的原色,鲜亮,透明,火辣辣的,给新年带来欢快与喜庆,给终年沉浸在灰色、黄色、黑色环境中的农村带来一点视觉冲击与生活亮点。心灵手巧的继母给乡亲们画“炕围子”、剪窗花时,小乐生(茹桂的乳名)就在旁边观看、模仿,边听着母亲讲民间故事;不谙世事的他心中播下艺术的灵根慧性和朦胧的审美感知。

家境虽然仅足糊口,但祖父耐心地教他认字,作为教师的伯父也很重视对茹桂的培养和教育。这使他很早就接触到传统文化的缘脉,读《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等典籍,并且临摹《芥子园画谱》,让懵懂的他逐渐对文学和绘画产生了兴趣。八九岁的时候,他临摹了一幅山水画,远山,近水,小桥,白云,头戴草帽的老者骑着毛驴作逍遥游,自己还在画面上歪歪斜斜地题了诗。乡邻看了颇为惊奇,都觉得孺子可教!画上的那些字却写得像一把麦草,实在难以入眼。这些赞扬与批评他都牢记在心里。

放牛、割草、爬山、上树、认字、读诗、学画、唱戏,乃至和小伙伴们玩闹、打架、逃学,少年的茹桂都经历过。最能满足虚荣心的是,读四年级时代表全校去王曲镇参加全区高小儿童节讲演比赛,夺得第一名,领回“小辩论家”锦旗;最愧疚的是,由于自己实在顽皮捣蛋,气得刘定初老师无奈地说:“这样下去,你要能把书念成,骑上毛驴到我家门口骂上三天三夜,我不会脸红!”

完小毕业后,根据家境和亲友的建议,他面临三种选择:留在家里看守门户,务农;跟对门一位本家叔叔学裁缝;到“三意社”学唱戏。他在母亲的支持同意下,瞒着老祖父(祖父执意地认为父亲如果不读书,就不会从军而死),揣着几方锅盔,借了两块大洋,冒着滂沱大雨,徒步赶到灞桥师范考试,当天又转回长安中学应考。放榜时,有一位穿西服的老师在榜前喊:“谁叫茹桂?你考上了!”挤在人群中看榜的他,听到这句话后,精神放松了,顿时感到肚子发饿,可是锅盔已经吃完了。

考入长安中学,整整三年间,他上的是“开水灶”,每周往返五十多里,回家背干粮。三年开水泡馍的清苦生活并没有影响学习。他是语文课代表,还参加了学校课外美术组并任组长,对文学和绘画产生了极大兴趣。

茹桂于1953年从长安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西北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前身)美术科,因为该校前身是西北军政大学艺术系,是供给制,管吃住,并且还发基本学习用品。这里是他圆梦的摇篮。本以为美术就是画画,对素描、速写、水彩、创作等一派茫然的他,在这里得到了系统而严格的美术专业训练,学习到文学和艺术理论基础知识。他担任着学生会学习委员和班主席,生活在紧张而愉快的艺术氛围之中。他幻想着当一名画家,作家,或者导演。可是,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   毕业留校并担任校团委书记。

他惶恐了,他再三申明自己无论从思想水平,性情爱好与所学专业来说,都不适合当此“大任”,但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分配。延安老干部、院长钟纪明,对茹桂关爱有加,特意让他每天早上两课时随他一块学习。其实钟院长正在研究元杂剧和电影脚本创作,每以成果和心得启发教导茹桂。

就在他人生初步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丝阴霾骤然笼罩了他。1957年,“反右”斗争中,领导让他主持鸣放会,不但要自己带头而且要启发大家,这些他都勉强作了。但对出乎意外的处理一些积极“鸣放”的老师和同学,他则坦率地表示保留意见,因“立场偏右”,调离团委到图书馆。1958年“交心”运动中又作为只专不红和个人主义典型进行了批判。1965年社教时,他家被补划为“地主”,分房分地分家当,恐惧的继母把家里有关父亲的一切遗物统统烧毁。但成分却如一个紧箍,如影随形地束缚着好学上进的茹桂。划错成分时,学院领导十分爱惜地让他向组织写保证书,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一心一意跟党走!1980年成分纠正时,又是这位领导带着同样的爱惜,说,你写份汇报,感谢党和政府落实政策!这些事,这些人,在茹桂脑海里形成了强烈的观感。

“反右斗争”后,他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丰富的藏书给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阅览条件,他沉醉了,徜徉在书的海洋之中流连忘返、如鱼得水,也淡化了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他住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小库房里,夏日蜡烛热得成了半弯曲状,冬天,早上洗脸时毛巾被冻得挺直。无论寒暑,他在晚上两点以前从未入睡过,沉浸在阅读中。他结合分类、上架、借阅的工作逐步熟悉书目的分类以及各类的知识线索,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典籍和书画理论,为他后来从事文学、艺术理论和书画研究在学养上及结构性的优势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9年学校送他到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研修古典文学和文论。这是他人生一次质的飞跃,有了目标的他更加专注而痴迷。在典雅优美的校园,他摒弃了一切的杂念,孜孜以读,陶醉于国学的海洋,真正把别人喝咖啡闲聊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国学大师霍松林教授回忆:“当时他二十来岁,能绘画,又写出一手毛笔字,对于文学方面的领悟也相当敏感。刻苦勤奋,善于思考,求知欲很强,是我上课时认真的听讲者和课余经常接待的提问者之一。”

茹桂利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四年学习的课程,并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这期间在紧张的课外阅读中他酷爱巴金、冰心、朱自清、艾青和李季的诗赋文章、文学作品,他回忆道:巴金用深邃的眼光向他揭开了人生的奥秘;冰心用纯真的童心之美给他以慰籍;朱自清使他沉浸在一种美的情韵和氛围里;艾青给他的精神注以灵动与自由……他始终认为,文学是书画的魂,有精魂才有情韵,才有生命,因而,将这种缘分一直延续并伴随着他的艺术生涯。

这与他的恩师——霍松林先生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茹桂先生回忆道:“上学期间,霍松林教授在课堂上遍考精取、引流怀源的富于哲理的思辨,由字词到句篇抽丝剥茧般的讲解,抑扬顿挫的语调深深吸引了我,那种获得知识和开发智力的享受真是如沐春风。”(《霍松林诗联诗文书法选》前言)196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回到西安美术学院,先后讲授文学选读、艺术概论、古典文论、艺术美学等课程,并任美术史教研室主任、艺术美学学科的研究生导师。这一讲授便是五十余年。

韶光易逝,华发难容,他感慨地说:大半辈子了,我仍然徘徊在艺术理论与诗书画之间,理性与情感之间。文学是我深藏在心底神圣而遥不可及的梦,绘画受过系统的科班训练,艺术理论与美学是我长期以来所从事的教学工作,而书法,对我来说只是一种不期而至的“客串”。尽管我在临习各种名碑帖方面下过相当工夫,做过不少的剖析和研究,也不乏师承古贤和大师们的热诚,可一到实践中我却仍然无门无派,打的是自己的“迷踪拳”——师古而不泥古,反常而又合道,反其道而行却又复归于道。随着岁月的推移,精神土壤的不断改良,书法于不知不觉中,竟然喧宾夺主,成了我寄寓情怀和表达生命的一种方式,用情感捕捉令人体味的形式,用理性探求情感与形式的奥秘,使我获得精神的自救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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