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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足音——故人故里寻访记---【陈世旭】

2011-12-02 18:38:08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610

远去的足音

——故人故里寻访记

陈世旭

陶潜故里

陶渊明纪念馆建馆二十年,主事者为纪念活动征集墨迹,我写了“归真”二字。这两个字放在一块做一个词用,见于《正法眼藏》。禅宗的所谓“正法眼藏”是指全体佛法(正法)而言的。但我用这个词,根据的是《国策·齐策》里的“归真返朴”的意思,也就是去其外饰,还其本真。

二十年前,我有幸在陶渊明故里参与过文物的挖掘、搜集、整理工作,由此开始了对这位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同乡大诗人的神往。

因为不学无术,我对陶渊明的认识更多的只是凭印象。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贫穷,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有关陶渊明的生平,除了他自己不算太多的传世文字,见诸其它社会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少。

陶渊明死后十四年出生的沈约在《宋书·列传·隐逸》里列上了陶渊明,说他“曾祖侃,晋大司马。”除此,关于他的家世再无一言,真是惜墨如金。在这里,陶渊明显然是沾了做过大司马的曾祖陶侃的光。

陶渊明生前诗友颜延之写过《靖节徵士诔》,自然是感慨多于史料。

昭明太子肖统的《陶渊明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仍是陶渊明本人的夫子自道:

“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但那“实录”录的其实是精神情状,关于他本人的履历,仍是语焉不详。别人除了从中知道他的“宅边有五柳树”,并“因以为号焉”;知道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知道他“好读书,不求甚解”;知道他“性嗜酒”,“期在必醉”;知道他的家“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知道他总是“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知道他“常著文章自娱”,“以此自终”之外,则不知他是“何许人也”,闹不好是上古时候的老百姓:“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陶渊明显然不指望有谁会给他写悼词,也就不必留下写悼词的材料。

陶渊明是清高了,却给要靠他吃饭的后人留下了许多不便和麻烦。

我在一条很深长的山垄里看到的陶渊明“故里”,有一幢很破旧的据说是清朝末年的建筑,格式同当地的大户民居无异。前后两进,两进之间有一条窄巷,因为是“陶靖节祠”,故名“柳巷”。从屋后向山上走几十步,便是陶渊明墓。它的形制和所用的砖石都自觉地表明着那不过是后人的寄托。仅凭这些,显然无法为生前的陶渊明提供任何有意义的佐证。

正因此,关于陶渊明故里,学者们歧义颇多,一直争论不休。就我所见,至少有江西九江、星子、宜丰三说,其中九江、星子二说中又至少有六种说法。

类似的官司还有的是。比如陶渊明的生年,我就在正式出版物看到不同的三种说法。

至于“桃花源”就更多。

毛泽东的庐山诗里有“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句子,显然指桃花源的出处就在庐山一带。这在情理上是符合的。以陶渊明那样贫困的一个有文化的老农民,即便有雅兴闲游,能走多远?喝醉了酒,兴之所至,跌跌撞撞地在附近山垄转悠,所谓“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忽发奇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近年,庐山下面的星子县有关部门居然真的在县境内找到一处“先世避秦世乱”的“康王谷”,其中的山林溪流村舍,酷似《桃花源记》的描写。因而在交通要道俨然矗起高大的桃花源牌坊,两边的楹联用的就是毛泽东的那两句诗。

而江西的邻省湖南,不仅有桃园县,还真有像模像样的“桃花源”。某年,参加湖南文艺出版社办的笔会路过那儿,不由一愣。

之后又听说,安徽与江西接壤的什么地方又发现了一个“桃花源”。想想,一过彭泽就是安徽地界,当年的彭泽令在不得意的公务之余散心逾出了现今的省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类似的公案自然永远不会有了断的时候。“桃花源”本来就是一个乌托邦,后人也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甚至也不在山水,而在山水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认真了,就不免迂阔。

但陶渊明只有一个,其本来的生存状况也只有一种。遗憾的是人们却不得不靠想象来臆测。

这就难得确凿。

我在鲁迅关于陶渊明的文字里,就看到两种不同的描绘。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鲁迅写道:

“……他非常之穷……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脚穿上了……”

在后来的《隐士》里,鲁迅写道:

“……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伺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

这两段话,哪一段更可信呢?

我倾向于相信前一段。

要尽可能接近真实地想象一个古人,我觉得还是以他本人的记录为依据比较可靠。

我在陶渊明的诗文里看到的“他有奴子”的依据,是《归去来辞》里“童仆欢迎”一句。这“童仆”是否就是“奴子”,不知有没有确切的考证。但陶渊明诗文里其他关于他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应该是无须考证的。

他明明白白地写过自己的劳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很难说这是个坐享其成的人;

他明明白白地写过自己的乡居生活:“……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活脱脱一个老村夫;

他明明白白地写过自己的《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不过是比乞丐多一点羞惭;

就是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陶渊明对自己的贫穷困窘的陈述也原是再明白不过的: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万不得已,才去做了一个小官:“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没有几天,就觉得为了混口饭吃逼着自己做违背意志的事,实在太痛苦了(“违己交病”)。便找了个理由,一走了之。从上任到“自免去职”,前后才“八十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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