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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之灵——叶企孙先生与清华大学---【邢军纪】

2011-12-02 18:40:08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940

清华之灵

——叶企孙先生与清华大学

邢军纪

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痛惜的疏忽。我们只知道中国科技界有“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有“原子单之父”王淦昌,有“航天之父”赵九章,有“光学之父”王大珩,知道中国“两弹一星”的科技功臣,知道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知道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等等,却不知道这些中国巨人和中国亮点实际上均和他有着巨大的关联!这个人,就是中国当代物理科学宗师,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

李约瑟因此在他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扉页上。用深情的口吻写道:献给叶企孙教授。

李政道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道及叶企老,不觉泪盈眶。”

王淦昌说:“清华大学是我的摇篮,而对我毕生道路有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叶企孙教授。”

钱伟长说:“我有很多老师,而叶企孙教授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之一。”

23位“两弹一星”功臣,大部分是他的弟子,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呢?

                                                                                   ——题  

2011427下午,清华大学举行百年校庆活动,在该校国际会议中心,笔者应邀做了题为《在想象中与叶企孙先生的清华重逢》的演讲。是时,一场雷雨突兀而至,清华园立时笼罩在与时令不符的气象环境中。知悉叶企孙际遇的人们说,如果有灵魂的话,这正是叶企孙选择回清华的方式,偌大的清华,众多大师中,或许更有阙功伟者,但若说“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发人”的凄凉晚景,怕只有叶企孙的人生才配得上这样的风雨。

在清华立校百年的庆典日子,叶企孙就这样又回到了清华园——

叶企孙,上海人,1898年出生。少时用名叶鸿眷。叶家虽非钟鸣鼎食,亦属簪缨望族。其祖父曾授国子监典薄衔,后封典海运;其父叶景沄曾在光绪年间被书院厘定为超等第八名,在甲午科江南乡试中取第十五名举人。后来叶景沄又在清华学堂教授国文。因了家学渊源少小奋力,叶鸿眷是以少年才俊的身影考进清华学堂的。叶鸿眷1911年考取清华学堂,应该是游美肄业馆更名后的第一期学员,只是几月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华学堂被迫解散,叶鸿眷不得已又回到家乡上海县。1913年,叶鸿眷以叶企孙之名再考清华,再被录取,于是,叶企孙与清华的因缘自此开始。

叶企孙在清华总共学习了五年,从十五岁开始,到二十岁至。此时的清华学校奉行的是“全人格”教育,这很有些当今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办学思路。斯时正值清末民初,以倾国之精英打造的清华,可以说是当时思想撞击或释放的第一块试验田。清华老校歌里有一句歌词曰:“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它的思想脉络和“全人格”一样,是建构在清华奉行“三通——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基础之上的。“会通”一词最早见诸《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所谓“会通”,即“会合变通”之意。“三通”之中,“中西会通”首当其冲,有提纲挈领之能。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言里谈到中学和西学的关系时写道:“盛则俱盛,衰则俱衰。”梁任公在王国维先生自沉后所送挽联上有这样一句话“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所谓“通方知类”,就是王国维先生学术精进的全部秘密,其通神处就是既有会通之意,又有对话精神。在王国维深邃的目光里,东方与西方不仅仅是对立和斗争关系,而更多的是相互认同,相互依存的关系。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种将其割裂和对立的认识,在清华园内的思想家的视野里已经显出苍白和老旧的质地。

刘半农先生和叶企孙大致是同一时代的人,虽然刘比叶年长六七岁,但刘在常州府中学堂和钱穆同窗学习时,也是辛亥革命期间,从这一史料推断,他们受教育的大氛围是相同的。刘半农死后,他的书法作品曾流于市。一天,他的学生张中行逛街,曾在一小书摊上发现老师的书法,上书“中和”二字,张中行觉得意义不大,因此与之失之交臂。实际上这应是张老先生的失算。张中行是1933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听刘半农先生的课,从年龄上推算,他要比刘、叶晚生一二十年,因此他对师辈们受教时的氛围不甚了解,对师辈们何以对“中和”这样记挂于心难免漠然。众所周知,“会通”强调“中和”,它的背后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作为强大支撑。《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天地位焉。”可以这样说,“中和”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承载和寄托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与愿望,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它既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也是一种哲学观,同时也是那时中国有识之士追寻的理想目标。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于对当下的对话时代提供了理论上的阐释:他发现了以对话方式存在的文化主体,不仅强调人的主体性,同时又注意“主体间性”。这种既我又他的身份角色认定,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中和”这两个字眼。在巴赫金之前,西方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否定和斗争,并通过否定来促进或实现事物的转化。然而,巴赫金则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就像任何人都有缺陷那样,人实际上是依据他人而存在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盛则俱盛,衰则俱衰”。而“会通”讲述的正是对立面之间的“同”与“通”。“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会通就是需要兼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并且找出各个侧面之间的内部联系。”(徐葆耕语)。“中和”讲的就是位置、“主体间性”,“其处世接物守中而不超极”。这些早于巴赫金对话理论许多年的清华精神,它的超前性和现代性,在百年清华立校之初就明确提出,在今天仍熠熠生辉,不能不让我们由衷惊赞。

叶企孙正是这种“全人格”教育的典范,是“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的“三通”式人物。他国学功底深厚,博览群书,或可以与当时的国学大师比肩;数理方面更是天降奇慧:十六岁就完成了研究数理的论文《考证商功》,十八岁完成了《中国算学史略》和研究天文学的论文《天学述略》等等。他会四门外语,可以说门门都达到精通程度。正是在清华园内打下的坚实之基础,叶企孙在留美期间,在23岁这年,就发表了惊世之作——《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被国际科技盛赞为“一个伟大的进步”。由于这一数值的精确,这个被叶企孙及合作者测定的普朗克常数,十六年内无人再敢问津。叶企孙的名字被铭刻在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史上,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大洋彼岸为祖国获得荣誉的人。

19243月,叶企孙学成回国,被当时国内极富盛名的东南大学聘为物理系副教授,这一年,他仅26岁。19258月,叶企孙被清华学校大学部聘为物理科副教授,于是,在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日思夜想的清华园,开始了他的科教救国之路。

1926年春天的晚些时候,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学校大学部物理系主任。1929612,经国民政府批准,正式颁布《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规定清华大学设立文、理、法3院共15个系。是年76日,叶企孙被清华大学任命为理学院首任院长和首任物理系主任。时年31岁。

在初返清华的三四年时间里,清华园内因了叶企孙这样一批新生力量而显得生机勃勃。叶企孙先生斯时住北院七号,因多是单身汉的缘故,抑或是往来多是清华少壮派,史上称这伙人为“北院七号饭团”。常在此聚餐的除了清华最著名的“三荪”叶企孙、陈岱孙、金岳霖(龙荪)外,还有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物理系的萨本栋、化学系的萨本铁、政治学系的张奚若、钱端升、西洋文系的叶公超、国学院的吴宓、陈寅恪、赵元任等。这些都是声名赫赫的教授和清华的中坚。“北七号饭团”成员后来多成清华园里的灵魂人物,比如叶企孙是理学院院长、施嘉炀是工学院院长、陈岱孙是法学院院长、金岳霖是文学院院长。张奚若曾应蔡元培之邀担任过高教处处长、清华政治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7年教育部部长。萨本栋继叶企孙之后担任过中央研究生院总干事、厦门大学校长、叶公超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钱端升解放后曾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吴宓时任国学院主任,而陈寅恪、赵元任是“教授中的教授”,这个“北院七号饭团”实际上成了清华园年轻的心脏。而叶企孙就是“北院七号饭团”的核心人物。而正是依靠少壮派的力量,叶企孙后来力荐梅贻琦长校清华成功,换来了清华大学历史上长达十七年的黄金时代。关于梅贻琦掌校有许多传闻,但最早策划梅贻琦掌校的、态度最坚决、影响力最大的当数叶企孙先生,因为当时他已二度代理校长,实际上,梅贻琦是从他的手上接过清华大学的权杖的。而梅贻琦、叶企孙先生创造的这个传奇,其内在的神秘力量或者说隐秘模式就是“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公认的创始者是蔡元培。19121024日,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颁布了大学令22条,其中明文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审议全校各科教学和其他重要事件。蔡氏的贡献就在于用法令政策的形式将教授的主体作用凸显出来,使之更加贴近教学规律。后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才有机会在实践中推行这一主张,1920年,北大设立评议会、行政会和教授会。评议会负责立法、行政会负责行政、教授会负责学术,均采取民主议事。三会成员多由各科学长(系主任)和各科教授组成,参与校内重大校务活动,审议各课程和学术评定等等。但北大的“教授治校”因蔡元培的离职而搁浅,而它的真正集大成者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选择了“教授治校”,也因此选择了教授出身的梅贻琦。梅贻琦果然不负众望,他使清华大学步入了一个稳固发展的大好时期,从1931年到1948年冬,十七年里,清华大学再也没有因校长问题起过波澜,而正是因为难得的十七年,清华大学以穿越世纪风云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魄力,完成了支撑新中国科技人才的战略布局和科学发展的框架。

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一下子点明了大学办学的奥秘,唯有一流的师资,才能教育出一流的人才。此可谓高校办学的独门秘笈。在清华建校史上,以招徕人才引进师资而成为佳话美谈的无出叶企孙其右者。

实际上,早在东南大学,从接到清华学校聘书的那一刻起,叶企孙就已开始为清华物色人才了。赵忠尧就是他发现的人才之一。

赵忠尧个子不高,圆圆脸,皮肤白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总是笑意盈盈,在温良和善的波光中间闪动着睿智的光芒。他原是学化学的,叶企孙被东南大学聘为副教授时,他刚刚大学毕业,在东南大学当助教。或许是同为年轻人的关系,他们和另一个助教施汝为经常以单身汉的生活方式打发教书之外的闲暇时光。相处久了,相互看得清爽,因此,当叶企孙接到清华学校的聘书,动员二人北上时,赵忠尧和施汝为毫不犹豫地跟随叶企孙而来。

赵忠尧跟随叶企孙来到清华园,从此,精彩的人生在他的面前呈现。1927年,赵忠尧接受叶企孙建议去美国专攻核物理研究。或许这一切都由一连串的巧合和偶然组成,在送第一期学生施士元去法国居里夫人研究室深造的时候,叶企孙曾托付他为清华同时也为中国购买过放射源—镭。笔者曾使用过“第一克镭”这样的字样,实际上,施士元买的并不是1克镭,而是0.5克镭。笔者之所以那样称之,盖因有这样一篇文章《居里夫人和一克镭》,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者问居里夫人:“若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任你挑选,你最愿意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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